陶瓷款识赏析

陶瓷款识赏析

公司款
民国时期,全国各地新办瓷业公司(工场)达三十多个。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个,即醴陵“湖南瓷业公司”和景德镇“江西瓷业公司”。
1、湖南瓷业公司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熊希龄在湖南醴陵姜湾,创办“湖南瓷业学校”。在此基础上,又筹股5万银元组建“湖南瓷业公司”,由熊希龄充任经理,下设圆器厂、琢器厂、机械室、电灯室、化学室,规模较大。创釉下五彩,并于1907-1912年间,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博览会和意大利世界博览会,获得奖章。1918年(民国七年),遭战火重创,后经艰苦重建,可惜无法恢复元气。
2、江西瓷业公司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江西巡抚柯逢时向清廷上书开办景德镇瓷业公司,建议“官方筹银10万两,余由该道自行集股”。
宣统元年(1909年),清政府农工商部对江西景德镇瓷业公司核准立案。宣统二年(1910年)江西瓷业公司在景德镇正式成立,性质依然为官商合办。由张季直、袁秋舫 和瑞君华认私股。官方由冀、鄂、皖、苏、赣五省协办。原拟集资40万银元,实际只筹集到20余万。主持公司业务的是祁门贡生康达。公司设本厂和分厂两处。本厂设于景德镇,沿用传统制瓷工艺。分厂设于鄱阳,进行实验改良。聘请从日本窑业学校毕业归国的张浩采用机械制瓷,试验煤窑烧炼。并在九江、上海、汉口等处设立发行所。初创阶段,窑业一度繁荣。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五省协办中断,元气大伤,鄱阳分厂中辍。残余资本集注于景德镇本厂而为局部经营。
供器款
在古代,有些佛道信徒往往在窑厂定烧供器,并请制瓷匠师在供器上书写敬献供辞,及其进献时间。烧成后,奉献给寺庙。我国元青花的发现,就是从对一件供器款铭瓷的研究而揭开其面纱的。1929年,英国人霍布逊发现了两件带有至正十一年款铭的青花云龙象耳瓶。其中一瓶,颈部自右至左,用青料题记5行62字:“信州路王山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塘社,奉献弟子张文进喜舍香炉花瓶一副,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十一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殿胡净一元帅打供”。另一个花瓶的型制、纹样和题铭,与前瓶近似,仅题铭中有一字之差,即前瓶的奉圣弟子为张文进,此瓶的弟子为张文身。这两件花瓶后被英国伦敦戴维德基金会收藏。美国人波普博士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依据英国伦敦戴维德基金会收藏的这两件花瓶,对照伊朗阿德别尔寺和土耳其伊思坦布尔博物馆收藏的青花瓷进行研究,分离出一批元代烧造的“至正型”成熟的青花瓷,并出版了两本书,从而激起了海内外研究元青花瓷的热潮。
唐英供器款记录了唐英的籍贯、官阶、职务:“养心殿总监造,钦差督理江南淮宿海三关,兼管江西陶政、九江关税务,内务府员外郎,仍管佐领加五。沈阳唐英敬制,献东霸天仙圣母案前,永远供奉。乾隆六年春月谷旦”。这段供辞,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对研究清雍正、乾隆时期景德镇御器厂督陶官唐英的业绩和景德镇瓷器艺术的发展,都有重大参考价值。
吉言款
吉言款主要流行于明代。自洪武立国,直至崇祯消亡,历时276年,吉言款瓷器一直绵延不断。
纵观明代吉言款瓷器,以嘉靖、万历两朝的数量最巨,命名也多。这与当时皇室提倡有关。明嘉靖皇帝迷信道教,求长生不老,二十多年深居宫中,不见朝臣,炼丹求仙,终以服方士丹药而送命。万历皇帝迷信道教方式,与其父不同,他知道人死是不可避免,但相信死后灵魂永存,于是接纳申时行的建议,一心寻找归天后的乐园,大肆营造定陵,以求死后依然享受皇帝生活。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仅景德镇御器厂的官窑器的造型和装饰,具有浓郁的道教文化色彩,而且广大民窑产品及其款式的命名,也闪烁着道教文化的深深印痕。嘉靖瓷器吉言款,大多安置于器底,多用行书写就,字体较大,外围双圈,或无圈栏,或排列成“钱纹”状。
官字款
越窑、耀州窑和定窑都曾烧造过官字款瓷器,其中以定窑瓷器为多。其时代有晚唐、五代和北宋。
瓷器上的官字款,不是“官窑”的代名词,而是意指定烧单位。唐宋时,与“官”字有关的机构有两个,一是“太官令”;一是“甄官署”。前者专管皇帝的饮食。后者,既要负责供应宫廷用瓷,又要承担皇帝赐给大臣丧葬用的明器。考古资料表明,除了定窑窑址和窖藏外,唐、五代、北宋和辽的一些皇室重臣墓中,如临安晚唐钱宽墓及其妻水丘氏墓、北京辽赵德钧墓、赤峰县辽驸马卫国王墓等都出过官字款瓷器。这类器物,乃是由“甄官署”定烧,用于皇帝赐给已故大臣的丧葬用瓷。当然“甄官署”定烧的官字款瓷器,还可作它用。
府名款
“使司帅府公用”款“元青釉大盘”,出自南朝鲜新安海底元代沉船。此器表明,元代皇室用瓷除了选用景德镇御土窑的枢府釉瓷外,还定烧浙江龙泉青釉器。这与元代典籍的记载合拍。按照《元史》卷七十四的记载:“中统(1260-1263年)以来,杂宋金祭器而用之。至治初(1321年),始建新器于浙江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 如果说,“使司帅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那么“内府”款,则为皇家用瓷。因为在古代,“内府”乃指皇室仓库。
元代“内府”款和明永乐“内府”款,两者距离时间不远,款字风格比较接近。元代和清代,以府名作为款识的瓷器,较为稀少。明代府名款瓷器,有一定数量,署款、布局也富于变化,但字体大多为楷书。
宫名款
以皇宫名作瓷器的款式,主要见于宋瓷和清光绪窑器。“奉华”、“慈福”、“聚秀”为北宋宫殿名。“禁宛”似为“禁苑”之误。按照 冯先铭先生的意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定窑实物,底刻“奉华”、“慈福”、“聚秀”铭文是瓷器到宫廷后刻的,字体比较秀丽。
宋“奉华”款,引自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会《参加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出品·瓷器图说》,现为台北故宫的藏品。原名为“宋汝窑粉青奉华尊”,底径 9.4厘米,底部款字,走刀圆润,刻痕内用料彩填饰,似出自清乾隆宫廷艺术家之手。而“储秀宫”和“体和殿”款,则出自北京故宫博物院的藏品。
斋名款
斋,意指书房。以斋名作为款式的瓷器,多为文人学士定烧的器物。主要风行于明末和清代中前期。
崇祯的斋名款有白玉斋、博古斋、雨香斋等。康熙的斋名款有集雅斋、芝兰斋、寿古斋、金兰斋等。
明末的斋名款,一般书于器内底。康熙的斋名则置于器物的底部。
堂名款
古代宫室,前为堂,后为室。唐代以前,“堂”、“殿”通称。唐以后,专以帝王所居为殿,官府治事处所称堂。明清瓷器上的堂名款,大多为达官贵人定烧器物所用。明代堂名款瓷器稀少。清代康熙朝瓷器以堂名款为识,广为风行,表明康熙时期的士大夫阶层对瓷器艺术特别钟,一个侧面显示了时代的审美趣味。
康熙堂名款的命名,一般有三重含义。一为道德修养,如:慎德堂、怡德堂、应德堂、心逸堂等;二为祝愿经济繁荣和官爵的永保,如:恒丰堂、兆余堂、兆裕堂、世锦堂等:三为赞颂,如:美玉堂、金玉堂、佩玉堂、碧玉堂、正玉堂、美旭堂等。雍正、乾隆堂名款瓷器与康熙朝相比,不仅数量大为减少,而且命名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康熙朝的堂名款,闪烁一种对道德修养和事业追求的蓬勃向上的开拓性。雍正朝的堂名款,却转而为固守自律,如“淡宁堂”、“天宝堂”等。乾隆朝的堂名款,则流露出一种小心翼翼的自我保护的谨慎心态。在字体风格上,康熙与雍正、乾隆的堂名款,也变化鲜明。康熙朝的堂名款,书体刚劲挺拔,富于阳刚之美。雍正朝的堂名款,书写清新秀丽,具有一种柔美之态。乾隆朝的堂名款,则拘谨端方。
年制款
1、大明年造与大明年制款
从景德镇陶瓷馆收藏的古瓷残片的胎骨、画面和底足特征来看,以“大明年造”为底款的器物,虽然早在天顺末年就已出现,但以嘉靖朝最为风行。明代前期器物的“大明年造”款识,排列较紧密而拘谨,般聚集于器底中央,外围双方框。嘉靖年间的“大明年造”款识,排列较松散而活泼,所占器底面积较大,多以单圈或双圈围饰。明代“大明年制”款识出现稍晚而且数量较少。

陶瓷款识赏析
2、大清年制款
据《浮梁县志》记载,康熙十六年,浮梁县知县张齐仲下令禁止景德镇各个窑场在瓷器上书写康熙纪年作为款识。由于这种历史背景,康熙年间的景德镇瓷器署款方式才会“百花齐放”,“大清年制”款即是其中的一种表现手法。同治、光绪年间,肃顺独揽宫廷大权时,瓷器底款也一度署“大清年制”字样。 康熙年间的“大清年制”款,雄浑刚劲。同治、光绪年间的“大清年制”款,则飘滑无力。

陶瓷款识赏析
干支款
干支为古人用以记年月日的十干与十二支的合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为十干,也称天干。“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为十二支,也称地支。取义于树木的干枝。顺次以十干同十二支循环相配纪年,六十年重复一次,周而复始,循环使用,俗称“六十花甲子”。以干支年号,作为瓷器的底款,虽然在明弘治时就已启用,但主要流行于清代康、雍、乾三朝,其中又以康熙瓷数量为多。晚清和民国的干支款识,多用于瓷画的题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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