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国宝级文物的断源争论暨繁昌窑考察

引言

安徽省博物院曾陈列一把精美的“宋代吹笙人物执壶”,这是安徽唯一的瓷器类一级甲等文物,“国宝”级藏器,1994年出土于宿松县东郊北宋天圣三年墓。但是墓葬考古来源的这件器物的产地和身份,业界一直诸多争议。主流先是定性为安徽繁昌窑产品,后又有倾向江西景德镇窑的观点,一时难有统一定论。

造成这样争论的原因,猛虎文化的负责人万斌认为主要是以下几个情况造成:一是古代陶瓷生产史和工艺史中不同地域相互渗透、交叠的复杂历史情况;二是文物考古的推进受到窑址考古挖掘和整理工作进程的制约;三是服务于宏观考古为主的传统古物类型学自身的发展和倾向,对于具体的文物微观实证研究不足等原因所致。

笔者受团队委托,对此个案展开研究分析,初步作出结论,判断这件“吹笙人物执壶”更接近繁昌本土产品。并试论繁昌窑考古的一些重要问题,与业界同行探讨。

北宋     影青釉仙人吹笙执壶

1994年宿松县东郊北宋天圣三年墓葬出土

1繁昌窑的发现、发掘和研究状况

繁昌窑位于繁昌县,窑址以县城南郊的柯冲窑、姚冲窑、半边街窑和西郊骆冲窑为主要代表。南郊柯冲窑规模最大,且分布集中,是繁昌窑的主体,西郊的骆冲窑规模较小,烧造时间较短,但产品质量和工艺水平明显高于柯冲窑,是繁昌窑早期阶段的代表。[1]

1954年,安徽省博物馆葛召棠率队到柯冲调查,首次发现繁昌窑[2]。1958年,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做了试掘,初步认定为宋代瓷窑遗址,可能与宣州窑有关[3]。1983年,故宫博物馆冯先铭、安徽博物馆胡悦谦考察繁昌窑[4]。1982年、1983年王业友先后两次对繁昌瓷窑址进行了调查[5]。1987年,故宫博物院李辉柄考察繁昌窑[6]。八十年代,陈衍麟对繁昌窑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全面摸清了柯家冲一带窑址的分布范围,并进一步发现了半边街窑、柳墩窑、骆冲窑等[7]。1995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95年会在繁昌召开,围绕繁昌窑瓷器进行大讨论,并集结成《中国古陶瓷研究会95年论文集》。1996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骆冲窑作局部发掘,认为骆冲窑为五代时期窑址,瓷器细白,质量明显高于柯冲要及同期周边其他窑址[8]。

2002年9-10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繁昌县文物局联合对繁昌窑遗址进行正式发掘。发掘完整龙窑一座、作坊基址一处、青白瓷标本8万余片,修复300件。龙窑总长57.5米,是目前国内发现较为完整的一座宋代龙窑。又对“二元配方”等问题做了大量实验,获得一系列烧瓷工艺的科学数据,认为繁昌窑始烧于五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烧制青白瓷的窑址,早于景德镇青白瓷,发明“二元配方”工艺,将传统的关于“二元配方”创造年代提前300多年。并认为繁昌窑就是五代时期的南唐官窑宣州窑。[9]

2012年12月,纪念繁昌窑发掘十周年暨首届繁昌窑遗址保护与研究论坛在繁昌召开,来自国内外40多名专家对繁昌窑的性质、历史地位等进行了全面解读和深入研讨。

2013-2014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繁昌县文物局对繁昌窑的柯家冲遗址和骆冲窑遗址分别进行了发掘。并在发掘期间对繁昌窑窑场分布进行了专项调查。进一步加深了对繁昌窑的认识,提出“对于柯家冲窑遗址和骆冲窑遗址的创烧年代及二者在窑业生产技术、工艺传统等方面的相互关系需要重新审视”[10]

2015年12月,中国古陶瓷学会在繁昌举办了2015年会暨繁昌窑青白瓷学术研讨会,并展出了考古收获的大批繁昌窑青白瓷及窑具。

此外,还对繁昌窑的产品开展了科技分析。目前较一致的认为原料是来自当地,认为柯家冲遗址附近的岩石不是南方古代制瓷工业中常用的原料瓷石,而是一种次火山岩。这种原料不能用来单独作为制瓷原料,推测可能掺杂了高岭土作为制瓷原料,也就是“二元配方”,即最早应用“二元配方”的地方。[11]

2002年柯冲窑发掘出土的瓷胎样本及制瓷原料样本主要元素化学分析表

黄义军从始烧年代、生产技术、产品组合、销售范围、造型特点等方面对繁昌窑进行了总结。认为它是青白瓷窑系中最早引进漏斗形匣钵和垫饼、垫圈装烧具,相比五代宋初生产白瓷和青白瓷的其他窑场,其产品组合最为高档、最为丰富;繁昌窑产品销售范围广,在长江下游地区以及运河沿岸的大城市如合肥、扬州、镇江、南京、邗江、连云港、灌云、宝应、海宁等地以及辽境都有发现,产品还行销海外如印坦沉船中的发现;繁昌窑器的造型特点是仿名瓷、仿金银器[12]。

繁昌窑产品大多日用器,行销于长江中下游各地,尤其安徽地区的沿江一带出土较多。如包拯家族墓[13]、繁昌县老坝冲宋墓[14]、繁昌县凤形村宋墓[15]、怀宁县青树嘴宋墓[16]等。通过不断的调查、发掘以及墓葬出土器物的补充,繁昌窑的面目越来越清晰的展现在世人面前。

繁昌窑影青釉莲花纹尊

安徽省博物院藏繁昌窑杯

安徽省博物院藏青白瓷豆形炉、皖博藏繁昌县宋墓出影青镂空炉

2繁昌窑青白瓷的兴起

繁昌县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境内,皖南北部,北临长江,自古就是南北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蕴藏着丰富的瓷矿石,地处丘陵植被茂盛,长江支流峨溪河自西南向东北从县境中心穿过,良好的自然地理优势,为瓷器生产提供了有利条件。

繁昌县东晋时期即为侨置县,隶属宣城。唐光启三年(887年),割宣州溧水、溧阳二县及润州上元、句容置升州。南唐建都升州,改为江宁府,将宣州之地芜湖、铜陵、繁昌三县,并当涂、广德两县改隶江宁府。正是这个时期,繁昌窑兴起。故多数学者认为繁昌窑的兴起与南唐政府的大力扶植有很大的关系。五代南唐画师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中绘有与繁昌窑器形完全一致的青白瓷,说明繁昌窑产品在当时不仅畅销于民间,精品也受到南唐国贵族的喜爱。“南唐二陵中发现的繁昌窑瓷盏说明繁昌窑在当时曾为南唐宫廷烧造贡瓷,因此是具有贡窑性质的民间窑场。”[17]

目前繁昌窑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创烧于五代,盛烧于北宋早中期,北宋中期以后开始衰落。主要烧制青白瓷,早期曾烧制白瓷。

繁昌窑产品创烧的历史原因,取决于本土的社会需求,也与全国陶瓷产业的交流和产业转移关系密切。它是市场因素、外来和本土的文化技术等诸多因素相互交融结合的历史产物。

北方工艺转移的外来因素

皖南地区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处于南北方两大瓷器系统的交接点上,其瓷器产品就必然带有自己的独特点。即有本身固有的青瓷风格,也融入北方白瓷的成分。繁昌县自古就是侨置郡县、农业发达,晚唐五代的中原战乱时期,这里又是一片平静的乐土,自然会吸引各行业的工匠。或许因为避乱等原因在南方地区长江中游沿线出现了一批生产白瓷、青白瓷的窑场。代表性的有:繁昌窑、湖北梁子湖地区的青山等窑场、景德镇浮梁县湘湖镇兰田窑为代表的窑场。可见,白瓷窑场的出现有从北方到南方先后过渡发展集中出现的现象。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南唐崇儒之风对于南方白瓷、青白瓷的兴起产生关键性影响。[18]

繁昌窑青白瓷是五代时期南北方制瓷工艺交流融合创烧出来的,独创“二元配方”法是制瓷工艺上的重大突破,标志着由此跨入改造天然胎土原料的制瓷工艺新阶段。对青白瓷起源研究有重要意义。

黄义军认为以繁昌窑为代表的窑场,由于瓷土含铁量偏高,在一开始试烧白瓷的时候,就容易烧出釉色偏青的瓷器。[[ii]]2002年的发掘结果显示,瓷器特征的早晚变化明显,下层瓷器的釉色青白或近白,越到上层,偏青的程度越逐渐加重。再从调查和发掘的标本釉色白偏黄、偏灰、偏青,以及大量卷唇、花口盏、盘等器形上来推测,五代创烧的繁昌窑,推测是从模仿北方定窑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发展起来的。其生产特点上更多的汲取了定窑的生产技术。南唐二陵中定窑、繁昌窑、宣州区窑址瓷器共存,所以它们同为南唐政府所使用和喜爱。

《中国陶瓷名品珍赏丛书-唐宋白瓷》定窑、芜湖市博物馆藏繁昌窑

北宋定窑执壶上海博物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藏、北宋繁昌窑执壶安徽古陶瓷博物馆和繁昌窑博物馆藏

五代定窑唇口盏、五代繁昌窑唇口盏

本土制瓷业的技术基础和地方风格

南唐二陵出土的瓷器有一部分是繁昌窑产品,但是通过对其出土器物与调查发现的宣州区窑址器物的比对,二者也有造型、胎釉、制作手法相同的瓷器。曾有记载,五代的宣州窑烧“卵青而微灰”的白瓷,泾县窑头岭窑调查时也发现白瓷。故学界和收藏界通常喜欢将繁昌窑、东门渡窑、宣州区窑、泾县窑等窑址的瓷器统称宣州窑或宣州官窑。例如将一种两圆一尖的花口白瓷称为宣州白,这种宣州白,应该指的是繁昌窑或泾县窑头岭窑出土的白瓷器。

定窑白釉花口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繁昌窑青白釉花口盘(南唐二陵出土)

藏友青白瓷花口器

繁昌窑是南来窑工模仿定窑烧制瓷器的窑口,推测是南唐政府重点扶植的御用窑口,进入北宋主要烧造大量日用器。宣州区窑址窑自晚唐开始烧造,主烧青瓷器、青釉点褐彩瓷器等,推测属于南方的青瓷窑系统,到北宋时期和官府联合,或官监民烧或,目前所见“宣州官窑”款均型制单一、胎釉粗陋,属于宋代酒器。下图是宣州区窑碗内底旋涡纹和繁昌窑碗内底的旋涡纹的对比图,推测能反应一定的传承和影响。

宣州区窑唐代碗内底旋涡纹

繁昌窑宋代碗内底旋涡纹饰

现试以一种安徽地方装饰风格为例,深入说明:

这类频繁出现在众多琢器身筒上的蝴蝶结装饰手法,推测是繁昌窑的装饰特征之一。宋代繁昌窑影青釉蝴蝶结纹执壶主要出土于安徽境内。[20]

皖博物院藏宿松县北宋元祐二年墓出土、1984年怀宁县枫林乡太庙出土

宋代繁昌窑影青釉蝴蝶结纹执壶、宣州窑宋代青釉蝴蝶结执壶

五代霞间窑青釉白彩“吉”子纹执、唐代宣州窑褐釉双蝴蝶结纹执壶

(以上部分图片来源安徽省古陶瓷学会藏品展)

蝴蝶结取吉祥的“音结”,利用谐音而取其意,就成为“吉庆有余”的结饰品,以表达“幸福吉祥”、“喜庆欢乐”等祈福的内涵。繁昌窑的此特色装饰,推测与宣州窑址瓷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宣州古窑址群的调查中,发现一些执壶柄上刻“大吉”、“吉利”、“长命富贵”等文字和花卉纹饰。[21]繁昌窑受之影响,在执壶上将其转化成蝶式,寓意吉祥且更加美观。宣州区窑和繁昌窑瓷器的装饰极少,且朴实无华,仅有的少数装饰又有着疑似相关性。繁昌窑、宣州区窑和宣州白瓷之间在胎釉、造型和工艺方面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从现有证据来看,他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但具体到“宣州窑”、“宣州官窑”、“南唐贡窑”的归属问题,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

3繁昌窑青白瓷的基本特点及其与景德镇窑青白瓷的比较异同

繁昌窑产品基本情况

繁昌窑青白瓷产品的器型,主要有碗、盏、碟、水盂、盒、壶、盆、炉、罐、盏托等,以执壶、唇口碗、荷花盏、行炉为代表。装饰工艺以平素为主,有刻花、印花、剔花、捏塑等。

2002年柯冲窑发掘出土的瓷胎样本及制瓷原料样本的分析

从目前调查、发掘的情况分析,繁昌窑青白瓷釉的总体特征是釉色变化较大,即使是同期产品也不例外。瓷釉外观多清澈透明,少部分有乳浊感,总体来说,五代时期釉色浅淡纯正,白中微泛青色,很少有开片,白胎略泛青灰,结构致密,器型规整,制坯和上釉工艺讲究;北宋早中期瓷器釉色白中泛青,较多泛黄,胎质细密,多有开片,胎色泛黄;胎质坚薄细腻,器形规整。后期胎色变成黄白,胎中出现大量黑色斑点,制作工艺粗糙。

繁昌窑瓷器釉色及造型(芜湖市博物馆藏)

繁昌窑青白瓷制作除了在原料中加入富铝的粘土类原料的“二元配方”的生产工艺特征以外,发现多种制瓷工具。有筒状匣钵、漏斗状匣钵、匣钵座、匣钵盖、垫柱、支撑具(窑柱)、瓷荡箍、支钉、垫珠、垫饼和垫圈等,说明采用多种方式烧制。大量的匣钵说明主烧方法是仰烧法,未见覆烧具和芒口器。80年代的调查中还发现一把折肩执壶标本和筒形匣钵粘连在一起,说明大型器或立件通常是一器一钵烧制。少量垫饼、支钉和垫珠的存在说明采用叠烧法,且仅限于小件器物,以骆冲窑为主。柯冲窑有目前我国保存较完整的宋代龙窑。骆冲窑在龙窑烧制的基础上又开始萌芽分室龙窑的烧造形式。

匣钵装烧柯冲窑采集、芜湖市博物馆藏窑具

垫饼(柯冲窑采集、骆冲窑采集、芜湖市博物馆藏)

漏斗状匣钵上的薄釉

同期景德镇窑的大致比较

首先,青白瓷的创烧与传承从时间上或可初见端倪。繁昌窑“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白瓷窑场”(《繁昌窑青白瓷集萃》)。创烧于五代,盛烧于北宋早中期,北宋中期以后开始衰落。主要烧制青白瓷,早期曾烧制白瓷。五代时期的工艺相当成熟,釉色浅淡白中泛青,胎质洁白致密,器形规整,在2013-2014年的发掘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五代时期就已采用“二元配方”,宋代中后期因瓷土资源等问题衰落。景德镇窑五代时期地层主要出土的是青瓷和白瓷[22],北宋前期和中期才是其青白瓷的创烧期[23],北宋中晚期是鼎盛时期,南宋时期开始嬗变直到元代衰退,也是在元代才开始使用“二元配方”[24]。

繁昌柯家冲窑遗址2013-2014年发掘出土五代青白瓷标本(一期即五代时期)

繁昌骆冲窑遗址2014年发掘出土青白瓷标本(五代时期)

其次,造型、工艺上有一定区别。繁昌窑总体器类较景德镇窑单一、形体稍厚重,越早期胎质越是洁白坚实,中后期偏黄或灰,偏沙质,以素瓷为主,少量刻、印花卉装饰;景德镇窑器形更加丰富,大多胎薄色白质细糯,装饰繁复,有刻花、划花、印花、镂空及捏塑技法,大多纹痕较深有凸凹感。繁昌窑釉色偏黄、偏青、少量偏灰,因为烧成温度比较大釉色变化较大,大部分有开片,施釉一般是内满釉,外下腹及足墙无釉或漏釉,底无釉;景德镇窑釉色白中泛绿,釉层色泽如玉,晶莹盈润,一般内外壁皆满釉。以上比较主要集中在北宋时期。繁昌窑北宋中期以后开始衰落,景德镇窑在南宋前期还延续着辉煌,但是胎骨疏松、胎色泛黄,釉色也失透泛米黄。南宋后期器类减少、形体变矮、胎质疏松、釉色青白闪黄。

由于土质和工艺的不同,二者胎釉化学成分也有一定差异。景德镇窑青白瓷发展繁荣应该主要与瓷土质优且丰厚,得以更深层次的发展有关。

安徽省古陶瓷博物馆藏繁昌窑瓷器及部分底部图

1、宿松县北宋天圣三年墓出土仙人吹笙执壶及底部图

2、纽约安思远旧藏     3、1971年皖怀宁县雷埠乡腾云村宋墓出土

说到繁昌窑和景德镇窑的关系又回到这只仙人吹笙壶,同样是安徽省的藏瓷,同样出土于安徽,1、3釉色均白中泛黄,釉面有开片,胎骨极为相似。2的釉色白、釉面乳浊且无开片,帽子和衣服上褐彩的装饰也是采用堆贴,而不是1那种晕散。故1、3仙人吹笙执壶更接近于繁昌窑瓷器特征,推测应为繁昌窑而非景德镇瓷器。仙人吹笙壶的艺术造型应该来源于汉代刘向所撰《列仙传》中吹笙引凤的神话故事。同样的故事在不同窑场被引用和模仿应该是窑场之间的正常交流。

其三,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交流。繁昌窑和景德镇窑生产的瓷器同地甚至同墓共出现象普遍。景德镇窑也深受定窑瓷器的影响。有学者认为景德镇“被陶瓷界公认为青白瓷的创烧地”。[25]“在唐、五代、宋、元时期的这两处窑场(繁昌窑和景德镇窑),竞相效仿,异地始烧”[26]。但学者们也普遍认为繁昌窑青白瓷的创烧年代早于景德镇生产青白瓷的年代,景德镇窑生产的青白瓷是受繁昌窑影响,属青白瓷系列的继续和发展。不管谁是起源,二者在造型、装烧工艺等方面均有相似之处。景德镇创烧期的器物特征和繁昌窑相近,有器类简单、胎体较厚质粗、器身低矮、装饰较少、釉薄而较混浊等特点。从收集和发掘的资料来看,两个窑口有大量相似器形,比如折沿大钵、柳斗钵、葫芦瓶、壶、盏托动物捏塑等。也都存在褐色点彩青白釉瓷器。在装烧工艺上都是支钉、匣钵烧造,到采用垫圈或垫饼,再到垫钵烧造的发展改进历程。且两处窑址间距不远。

繁昌窑和景德镇窑址位置图

安徽省博物院藏宋代繁昌窑四系瓜棱盖罐、宋代景德镇湖田窑影青釉四系盖罐

从繁昌窑和景德镇窑青白瓷罐的比较可知,虽然二者造型相似,但是景德镇窑青白瓷釉色翠绿、晶莹透明,胎土更坚实,比繁昌窑青白瓷更加成熟。

繁昌窑盏托(《繁昌窑青白瓷集萃》)

景德镇湖田窑盏托(《景德镇湖田窑址1988-1999年考古发掘报告》)

景德镇古陶瓷博物馆藏、景德镇古陶瓷馆(1972年景德镇舒氏墓出土)、繁昌县博物馆藏

1972年景德镇舒氏墓出土堆贴蝴蝶结纹执壶,胎、釉、造型与安徽出土的蝴蝶结执壶几乎如出一辙,加上景德镇馆藏蝴蝶结纹执壶的存在,更加证明两地青白瓷相互影响和交流之密。

1992年繁昌县新港窑场出土、大英博物馆藏品、纽约苏富比拍品

至于繁昌窑凤首壶,大概是模仿定窑白瓷凤首壶,后各不同窑口相互模仿。目前窑址考古的情况来看,曾经明确生产过此类器物的窑口还有广东西村窑、广东潮州笔架山窑、福建将乐窑等。

总之,任何事物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入宋以后,南唐国覆亡、繁昌窑优质原料减少、不再占据近都地理位置优势、景德镇优质原料等因素都推动了景德镇青白瓷及青白瓷窑系的发展。[27]有学者通过分析瓷胎的化学组成,指出北宋中期繁昌窑瓷胎的主微元素化学组成均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改变,制瓷原料或胎料配方发生变化,是导致繁昌窑北宋中期产品质量下降并最终迅速衰落的主要原因。[28]翟艳艳还提出繁昌窑衰落原因之一是防御水灾能力减弱,繁昌县以冲命名的地方颇多,并列表说明北宋时期有两次大水泛滥。[29]还有认为南宋时期是宋金交兵之地,由于战乱导致制瓷业衰败。[30]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优胜劣汰、新旧交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4小结

本文对繁昌窑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从其兴起,以及和周边窑口的比较对繁昌窑进行再探讨。由特定装饰和器形探讨了繁昌窑和定窑、古宣州窑、景德镇窑的关系。繁昌窑创烧于五代,可能是我国最早大规模烧制青白瓷的窑场,对研究我国青白瓷起源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从考古发现看,繁昌窑第一期已经开始使用“二元配方”,是目前已知最早使用二元配方技术的窑场。推测繁昌窑青白瓷是仿烧定窑而来,和古宣州窑有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和景德镇窑有传承和交流并发展的关系。通过众多学者不断的调查、发掘和研究,繁昌窑的面貌越来越清晰。本文在此小议,期待更多的研究成果。

感谢万斌老师的督促指导,以及周立、李旭等群友和同行的支持!感谢安徽省古陶瓷博物馆提供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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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繁昌县博物馆《繁昌窑青白瓷集萃》文物出版社,2013年11月版。

[2] 葛召棠《安徽省博物馆在皖南进行历史文物的调查、征集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180-181。

[3] 张道宏《试掘繁昌窑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6期,75。

[4] 胡悦谦《安徽江南地区的繁昌窑》,《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

[5] 王业友《繁昌瓷窑址调查纪要》,《文物研究》1988年总第4期,152-160。

[6] 李辉柄《安徽省窑址调查纪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年第3期。

[7] 安徽繁昌县文物管理所:《安徽繁昌柯家村窑址调查报告》,《东南文化》1991年第2期;《繁昌窑器釉色及造型工艺》,《文物研究》1995年总第10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95年会论文集》,71-80。

[8] 阚绪杭:《繁昌县骆冲窑遗址的发掘及其青白釉瓷的创烧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170-174。

[9] 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等《安徽繁昌县柯家冲瓷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06年第4期;《繁昌窑研究新进展》,《东南文化》2009年第三期,83-87;安徽繁昌窑遗址考古队《安徽繁昌窑遗址发掘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杨玉璋《繁昌柯家冲瓷窑遗址研究》中国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6年;杨玉璋、张居中《试论安徽繁昌窑-2002年柯家冲窑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华夏考古》2006年第2期,96-112。

[10]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繁昌县文物局《安徽繁昌柯家冲遗址2013~201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3期19-35;《安徽繁昌骆冲窑遗址2014年发掘简报》,《文物》2016年第3期36-50;《安徽繁昌窑窑址调查报告》,《东南文化》2016年第1期66-76。

[11] 冯敏、李广宁、凌雪等:《繁昌窑青白瓷初步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4年16卷地期,29-32);杨玉璋、张居中《从繁昌窑青白瓷制作看“二元配方”工艺的产生》,《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2期,89-92。

[12] 黄义军:《宋代青白瓷的历史地理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年,107-119。

[13] 吴兴汉:《试论包拯家族墓出土瓷器窑口及相关问题》《文物研究》1995年总第10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95年会论文集》,28-34。

[14] 陈衍麟:《安徽繁昌县老坝冲宋墓的发掘》,《考古》1995年第10期,915-929.

[15] 繁昌县文物管理所:《繁昌县凤形村宋墓清理简报》,《文物研究》2007年总第15辑,246-249.

[16] 怀宁县文物管理所:《怀宁县青树嘴宋墓清理简报》,《文物研究》2007年总第15辑,241-245。

[17] 杨玉璋、张居中等:《安徽繁昌窑研究新进展》,《东南文化》2009年第3期,85。

[18] 陈施、程幸:《论南唐崇儒之风与南方白瓷、青白瓷的兴起》,《中国陶瓷工业》2012年10月第19卷第5期,29-31。

[19] 黄义军:《唐宋之际南方的白瓷生产与青白瓷的生产》,《华夏考古》2008年第1期,113-119。

[20] 程夏玉:《怀宁出土宋代青白瓷执壶赏析》,《文物研究》2007年总第15辑,306-307。

[21] 朱锐、宋黎藜:《安徽宣州古窑址群调查报告》,《文物研究》2015年总第21辑,223-240。

[22]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景德镇民窑博物馆:《景德镇湖田窑址1988-1999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6月版,448。

江凌等:《五代时期景德镇瓷业分布状况及特征》,《沧桑》2010年1期,101-102。

[23]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景德镇湖田窑址1988-1999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6月版,448-465。

[24] 熊春华等:《景德镇青白瓷起源与发展的探讨》,《中国陶瓷》2007年11期,80-82.

[25] 黄平等:《青白瓷的始烧与命名》,《中国陶瓷》2009年第45卷第10期,72-74。

[26] 蔡毅:《关于景德镇与繁昌青白瓷的讨论》,《文物研究》1995年总第10期,81-83.

[27] 崔名芳、朱建华:《试析繁昌窑与景德镇窑青白瓷发展之关系》,《东南文化》2016年第1期,98-104。

[28] 杨玉璋、张居中、昝义《安徽繁昌窑青白瓷化学组成的WDXRF分析研究》,《光谱学与光谱分析》第30卷第8期2010年8月,2295-2298;《繁昌窑青白瓷化学组成分析及其衰落原因考察》,《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2期,105-108。

[29] 翟艳艳:《繁昌窑的兴衰》,《东南文化》2009年第3期,88-92。

[30] 同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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