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最好的仿古瓷,洪宪瓷年款之外的秘密|不可不说之民国瓷

民国最好的仿古瓷,洪宪瓷年款之外的秘密|不可不说之民国瓷

洪宪瓷:年款之外的秘密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改国号为“洪宪”。他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短命皇帝,却留下了一批民国瓷器史上品质最高的仿古瓷——洪宪瓷。

1916年初,袁世凯委派庶务司长郭葆昌(字世五)赴江西监烧洪宪御瓷。为了这批瓷器,他花费了140万大洋,折合白银约为一百万两。据郭葆昌的外孙马常先生回忆,这批瓷器约有四万件,也有记载称只有六千件。不论四万件还是六千件,分摊到每件瓷器上的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据清史档案记载,乾隆时期,景德镇御窑每年要上交瓷器四到五万件,而朝廷一年拨付的费用才三万两白银。洪宪瓷如此不计工本,当然备极精美,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可以算是民国的官窑瓷器。

郭葆昌赴江西后,最先为袁世凯督烧 “居仁堂”款的瓷器。同时,他还为北洋军阀徐世昌(署“静远堂制”款)和曹锟(署“延庆楼制”款)各烧制了一批瓷器。主要有陈设瓶,杯、盘、碗等日用瓷以及成套的餐具。胎质细白而轻巧,釉面洁白润泽,器型精致玲珑,少有大件。这几批瓷器是同时烧造的,但因为用途不同,风格虽然类似,也不完全一致。

“居仁堂”瓷用于在开国大典上赠送宾客和袁世凯自用,都是仿珐琅彩和粉彩器物。既有乾隆珐琅彩和粉彩的富丽,又很有民国风味,多为日用器具和瓶类。如图一粉彩山水三果双耳瓶,这种白地施彩,瓶口至肩部以及腹下部分饰青花图案,腹部绘山水人物图案,颈部饰耳,是典型的民国瓶类瓷器风格,然而,此瓶釉质洁白无睱,描绘精致入微,不是一般民窑所能达到的,颇似“内庭恭造之式”。 2005年12月12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以57.2万元成交,创下了洪宪瓷的拍卖纪录。

图一:粉彩山水三果耳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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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的“静远堂”款瓷器,专仿雍正朝器物。徐世昌虽然也是一代军阀,但作为一位文人大总统,他的学问深厚,书画造诣极高,自诩为“水竹邨人”。郭葆昌精于制瓷,也深通人情世故,很会“看碟下菜”。他为徐世昌监烧的瓷器,多仿雍正年窑的单色釉。年窑瓷器极其精雅,清人赞曰“国朝陶器美无匹,迩来年窑称第一”。年窑以单色釉闻名,格调含蓄而优美,自然极为贴合徐世昌这类以雅士自居的文人的审美趣味。“静远堂”款的瓷器,尤以天蓝釉(如图二年窑暗花蝉纹梅瓶)和青釉,横绝一代,釉面极其精细,为稀世之珍,徐世昌还将它们作为礼物,用来巴结日本人。

图二:仿年窑暗花蝉纹梅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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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庆楼是曹锟在中南海的办公场所,故而他以此为款定烧瓷器。“延庆楼制”款的瓷器品种不多,传世稀少,极具收藏价值。根据耿保昌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记载,故宫博物院就藏有一件署“延庆楼制”款的粉彩“千件”大瓶。图三粉彩富贵图双龙耳瓶,是唯一一件有拍卖纪录的。这只瓷瓶高30厘米,瓶口饰有金边。在瓷器口部装饰金属边饰始于北宋的定窑。定窑以产白瓷而闻名,由于瓷胎很薄,烧制时容易变形,而且为节省窑炉内的空间,人们废除了原来仰烧工艺所使用的匣钵,改用与器形口沿一般大小的支圈去支撑器物,器物倒扣在支圈上,一一对应,层层相叠。这样用支圈支烧使得器物口沿不能施釉,形成毛边,俗称“芒口”。所以,定窑白瓷往往要在口沿处矫饰一条金属镶边。到了民国,瓷器当然不会再有被烧歪的危险,不过这个瓷瓶画面本来寓意富贵,瓶口加一条金色边饰,更加富丽浓艳,倒也切合题意。

整个瓷瓶的造型令人印象深刻,瓶两侧装饰的双龙耳似乎与瓶身不能浑然一体,显得很突兀。双龙耳瓶的造型最早出现在隋代的陶器中,饰双龙耳的器物,总以朴拙浑厚为美,若瓶身太过纤巧,则与大龙耳不配。不过这件瓷器制作得还是十分精细的,釉质洁白无瑕,画面艳丽华贵,凤为百鸟之王,牡丹则是百花之王,以此二物寓富贵无极之意,又饰以龙耳,暗暗迎合了曹锟欲取袁世凯而代之的心理。2005年6月20日,在北京翰海的拍卖会上成交价达41.8万元。

图三:粉彩富贵图双龙耳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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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葆昌在景德镇督陶时,还为自己烧制了一批瓷器。署款有“觯斋”(因为他曾收藏了一件珍贵的青铜觯——商周时期的饮酒器,便将书房命名为觯斋)、“觯斋主人”、“郭世五”、“陶务监督郭葆昌谨制”等。这批瓷器带有浓厚的文人趣味,以瓶类为主。器型雍容典雅,线条简洁,瓷绘以人物和花卉为主。它们或多或少寄托了郭葆昌的一点人生理想,他虽然是古董铺的小学徒出身,但总还是愿以文人自居。所以他的私款瓷,花卉以疏淡为基调——着色清淡,布局疏朗,没有一般民国粉彩花卉的浮华浓艳之俗(如图四粉彩花卉过墙枝大盘)。人物多为高士图,姿态恬淡,不过表现出的可不是一点淡泊的风雅,而是功成身退后隐逸的悠闲(如图五粉彩高士图瓶、图六粉彩五老图瓶),因为郭葆昌本身就不是不求闻达的一介寒士。督理陶务使他进一步发迹,当了几个月的督陶官后,他在河北定兴县老家盖起了一座大宅,盖房所用的银元都是布袋装放,用火车运去的。从此他就成为定兴县的四大富豪之一。一任督陶官就能如此显赫,可见袁世凯为了这批御瓷真的是不惜血本。

图四:粉彩花卉过墙枝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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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粉彩高士图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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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粉彩五老图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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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只内底署有“永乐年制”字样的明代青花压手杯,这是中国官窑瓷器第一次出现皇帝的年款。从此以后,新皇帝登基,都会在他新烧的瓷器上落上自己的年号。这也成为官窑瓷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袁世凯既然称帝,并为自己烧制了御瓷,理所当然应属“洪宪年”款。那他为什么会先烧制“居仁堂”款的瓷器呢?也许他对自己逆历史潮流的作为还有所顾忌,不愿意留下更多的明证,这也为后人辨识洪宪瓷留下了更多疑问。时至今日,对于洪宪瓷的最大争论,还是它的底款问题。四川大学陈德富教授就曾在他的《中国古陶瓷鉴定基础》一书中言道:“几千年中国古代陶瓷史,以似是而非的洪宪瓷闹剧结束。中国古陶瓷鉴定,最后结束在洪宪瓷的真伪区别上,可悲可叹”。

洪宪瓷是如此的精致玲珑,所以它纤巧而易碎,难以长久保存。“洪宪”帝号转瞬即逝,洪宪瓷也极为稀有,而且它还带有袁世凯赋予它的传奇色彩。如此美丽脆弱、珍稀而又神秘的东西,既有艺术欣赏价值,又能满足人的猎奇心理,自然惹人垂涏。于是有古董商人借此造假牟利,大造赝品。袁世凯窃国,遭世人唾弃,然而,他的年号实在不“臭”。署有“洪宪年制”、“洪宪御制”款的假洪宪瓷,风靡一时。上至名公巨卿、富商大贾,下至中产之家、升斗小民,无不趋之若鹜,尤以北京和天津两地流传最广。大到一米多高的千件大瓶,小到三、四寸的鼻烟壶,无所不有。人们把这些洪宪瓷作为珍品家传,作为礼物赠送,演绎出了无数扑朔迷离的故事,令后人难辩真假。

以图七粉彩松鼠桃纹棒槌瓶为例,瓶身正面绘“松鼠求桃”图,背面题了一首诗,落款“培基叔叔存,侄维尊敬赠”。底款为“洪宪年制”四字红料楷书款。根据诗的意思推测,此瓶的定制应不会早于1939年。这说明在袁世凯死后二、三十年,“洪宪年”款的礼品瓷,依然风行于世。易培基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所见珍宝古物,何其多也!他的侄儿赠以假洪宪瓷,也并未觉有何不妥。可见,当时洪宪瓷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并不输于明清官窑(当时很多礼品瓷也随意书写明清官窑底款)。

图七:粉彩松鼠桃纹棒槌瓶(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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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粉彩松鼠桃纹棒槌瓶(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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