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卡蒂納博物館貝爾伉儷青花瓷收藏 — 從明朝文房瓷玩看其時代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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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卡蒂納陶瓷博物館簡介:

 

卡蒂納陶瓷博物館 (GardinerMuseum of Ceramic Art) 位於加拿大多倫多市區皇后公園 (Queen’s Park) 的一隅,是一座極具特色但卻鮮為人知的專項博物館。主建物由建築師Keith Wagland所設計,於一九八四年竣工,當時的設計已考慮到未來多樓層的擴充性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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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該館起初並不對外開放,是卡蒂納夫婦(George andHelen Gardiner,圖2)用來展示存放他們收藏的美洲古代工藝品、十五至十六世紀義大利文藝復興馬約利卡陶器(Maiolica)、以及歐洲十七至十八世紀台夫特藍陶(Delftware) 等作品。在一九八七至一九九六年間劃入安大略皇家博物館(Royal Ontario Museum,ROM) 管轄範圍,後因卡蒂納夫婦又再捐贈大批陶瓷,遂命名為卡蒂納陶瓷博物館並正式開放民眾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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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二〇〇一年該館增建工程選定加拿大著名日裔建築師桑原文治 (Bruce Bunji Kuwabara) 所主持的KPMB建築事務所(Kuwabara Payne McKenna Blumberg Architects)操刀設計,而桑原文治在多倫多大學學習期間,Keith Wagland恰是其指導教授。卡蒂納博物館於二〇〇四至二〇〇六年閉館翻修,完成後的建築物可謂當代增建設計的典範,幾乎無從分辨新舊建築體的界線,如同一個完整的原始設計。該建築並於二〇〇七及二〇一四年榮獲加拿大多倫多建築大賞 (Pugs Awards)的殊榮(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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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二、貝爾伉儷小傳與收藏源流:

 

貝爾伉儷(Robert Murray Bell and Ann Walker Bell,圖4-1,圖4-2) 所藏中國青花瓷種類繁多且精美,包含宮廷御用瓷以及外貿出口瓷器,藏品所跨年代更是從明清轉變期一路至清三代乾隆年間。惟可惜相關著錄甚稀,僅有二〇〇三年曾出版特展選件英文圖錄[i],中文相關文獻除筆者目前正著力撰寫之專書外,至今不見其他相關著錄問世,也因此貝爾伉儷其人與其收藏在華人學界與收藏圈討論較少,筆者期待透過此文能喚起更多人重視這批海外遺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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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這批珍藏如今能公諸於世,要感謝其家族的慷慨,一九九八年羅伯·莫瑞·貝爾先生辭世(Robert Murray Bell,1913-1998) 後,其遺孀安·沃克·貝爾女士(Ann Walker Bell)決定將夫婦畢生所藏逾一百五十件青花瓷器全數無償贈與多倫多卡蒂納陶瓷博物館,以此紀念並延續其夫對青花瓷藝術的收藏熱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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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經過兩年的整理與歸檔,卡蒂納博物館正式於二〇〇〇年五月七日將貝爾伉儷藏瓷對外展出 (圖5-1,圖5-2)。除瓷器外,安·沃克·貝爾女士也同時捐贈其私人中國藝術圖書館,其中不乏諸多珍稀書籍典藏,該圖書館目前僅對學術研究預約開放,筆者在多倫多大學的研究也多受益於該館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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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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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在貝爾藏瓷中較著名藏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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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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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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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明宣德青花蓮瓣紋蓮子碗一對」(原法國盧芹齋C. T. Loo舊藏,館藏號G01.2.85,圖6-1,圖6-2,圖6-3。同款庋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館藏號故瓷013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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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明宣德青花纏枝蓮執壺」(館藏號G99.1.1,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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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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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明隆慶青花詩文碗」(原H.F. Parfitt及英國里埃斯科R.F.A. Riesco舊藏,館藏編號G99.10.1,圖8-1,圖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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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同款庋藏於大維德基金會PDF622

及大都會博物館2010.59,圖9-1,圖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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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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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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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

「清雍正青花八仙祝壽大碗」 (原英國Bluett & Sons舊藏,館藏號G99.1.18,圖10-1,圖10-2。此碗直徑26公分,為目前所知同款最大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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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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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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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清雍正仿成化青花梵文花鳥紋茶鍾」 (原英國大維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珍藏,館藏號G01.2.94,圖11-1,圖11-2。同款成化窯茶鍾庋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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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清乾隆青花八吉祥寶相花紋抱月瓶」 (館藏號G98.9.1,圖13。同款庋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 等高質量精品。

 

羅伯·莫瑞·貝爾先生對收藏的熱忱始於一九三〇年代,當時他還是艾蒙頓亞伯達大學的學生 (Universityof Alberta in Edmonton,Canada)。一且緣起於嚮往一張一九〇四年刊登在紐約鑑賞家雜誌 (ConnoisseurMagazine) 上,收藏 Gerald Ryan中國瓷器藏品的照片。另外貝爾先生也在自己的收藏圖冊中提到,以對瓷器極度狂熱的薩克森(Saxony)選帝侯兼波蘭國王、邁森(Meissen)瓷器主要推動者,“大力王”奧古斯特二世(Augustus the Strong ,1670-1733) 馬首是瞻,希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在私人宅邸設計一間Porzellankabinetts(德文,英譯: Porcelain Rooms,中譯: 瓷器房間)。

幾年後,貝爾先生畢業於約克大學奧斯古德法學院 (Osgoode Hallin Toronto),旋即受聘於聯合人壽公司(Confederation LifeInsurance Company) 擔任副總裁,事業可謂蒸蒸日上,也為將來的系統性收藏規劃打下堅實的基礎。一九五三年,貝爾先生與安·沃克女士相戀,並在一九九五年步入禮堂。安·沃克女士家族與藝術界的淵源深厚,本身是加拿大皇家音樂學院的成(RoyalConservatory of Music),而其祖父艾德蒙·沃克爵士 (Sir EdmundWalker) 則是安大略皇家博物館 (RoyalOntario Museum,ROM) 與安大略美術館(Art Galleryof Ontario,AGO) 的創辦人之一。

在如此興趣契合的基礎上,讓貝爾伉儷的收藏之路更加地一帆風順。起初大部份收藏直接購於多倫多古董商,隨後因為貝爾先生常因公飛往美國紐約與英國倫敦,漸漸這兩地的古董商與拍賣會成為貝爾伉儷藏品的主要來源。一九六〇年兩人受邀加入英國東方陶瓷協會 (OrientalCeramic Society),並活躍於該協會與英國各大瓷器拍場。

在英國六〇年代時,正逢歐洲學者對中國陶瓷研究與品味大幅提升的黃金時期,且市場上出現大量二〇年代貴族的藏品,後由子孫委託與拍賣公司或古董商,可謂青花瓷精品盡出,而貝爾伉儷恰逢此時,收購的大量的御用瓷器。如同貝爾伉儷一般所謂的戰後二代藏家,另一位也以青花藏品著名的是羅傑‧琵金頓(Roger Pilkington) ,其部分藏品已於二〇一六年委託香港蘇富比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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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一九六四年,貝爾伉儷在多倫多歷史悠久的豪邸區—森林山丘 (Forest Hill) 購入新屋,並實現年輕時置入「瓷器房間」的夢想(圖14)。其後的三十四年間,夫妻兩人與收藏圈互動熱絡,常來往其住所並交流收藏的名人包括著名陶瓷及漆器藏家加纳爵士(Sir Harry Garner)、陶瓷學者曼得莉女士 (MargaretMedley)、英國皇家收藏主席貝拉格爵士(Sir Geofferey de Bellaigue)、著名青花瓷藏家巴特勒爵士 (Sir MichaelButler)、著名古陶瓷藏家霍姆爵士 (Sir David Home),以及眾多英國東方陶瓷協會、美國陶瓷協會 (American Ceramic Circle) 會員等。

 

三、貝爾青花瓷收藏中的明代文房:

 

中國的士人文化至明朝時期發展成包括詩文、繪畫、品茗、飲酒、琴曲、弈棋、野遊、收藏、鑒賞在內的龐大而完整的士大夫文化生活體系。晚明政治環境腐敗,文人無法實現經世濟民的抱負於是乎寄情山水、尋師訪友,歷代文人理想中的浪漫景緻逐漸實現,針對品賞文玩的著作更續付梓,諸如高濂的《遵生八箋》、屠隆的《考槃餘事》、文震亨的《長物志》等,在在體現了明代文人「于世為閒事,於身為長物」的心境速寫。

在士大夫的生活藝術用品中,種類品項最多,且創新速度最快的非文房清翫類別莫屬。明代第一位對文房用品做系統性的分類與說明的學者,就是上文提到的明萬曆年間文學系曲家屠隆。

屠隆在《考槃餘事》一書的《文房器具箋》中,除筆墨紙硯之外,一共列舉了四十五種文具及陳設佈置,包括筆格、硯山、筆床、筆屏、筆筒、筆船、筆洗、筆覘、水中丞、水注、硯匣、墨匣、印章、書匣、印色池、糊斗、蠟斗、鎮紙、壓尺、秘閣、貝光、靉靆、裁刀、剪刀、途利、書燈、香櫞盤、布泉、鉤、簫、麈、如意、禪燈、詩筒葵箋、韻牌、五嶽圖、花尊、鍾、磬、數珠、缽、番經、鏡、軒轅鏡、劍等。

而明代文震亨所撰《長物志》,計十二卷中所選列文人書齋與案頭長物洋洋灑灑近百品,除了參考在《考槃餘事》所記載的四十九種文房器外,還增編了如香爐、袖爐、手爐、香筒、如意、鐘磬、數珠、扇墜、鏡、鉤、缽、琴等。另外在齋館軒室及庭園的陳設與佈置類別也增錄了如靈璧石、昆山石、太湖石、粉本、宋刻絲、畫匣、書桌、屏、架、幾、沉香、茶爐、茶盞等。可見明代文人雅士對案頭文房研究至精,發展之快,品項分類也極為齊全,奠定了中國士大夫生活藝術的基礎且影響清代以降甚鉅。

貝爾伉儷藏青花瓷中的明代瓷玩種類繁多且精美,而在文房雅玩類別更是有許多傳世不多的珍品。本文筆者將選兩件極為富饒趣味的文房瓷玩來探討,從其造型設計與歷史背景,一探明代文人從別無長物[ii]到輯長物成誌的社會價值觀與哲學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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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雅石花卉紋五孔筆墨插(館藏號G99.1.2,圖15-1,圖15-2)

 

此件青花筆墨插原屬法國盧芹齋C. T. Loo舊藏,其器琢型似鼓,體量小巧,器薄內空頂端有四圓一方鏤空,邊緣飾以如意藤紋,鼓身與頂上繪太湖石與四季花果紋。底部不帶紀年款,但從其青花發色泛淡紫與其造型而斷,應為明中晚嘉靖至萬曆年間所燒製。此器造型別緻新穎,類似的傳世器物並不多,且大多不帶紀年款或是帶六字嘉靖楷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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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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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2

傳世目前已知唯一一件帶有宣德款的鼓樣筆墨插,原屬英國大維德爵士珍藏(館藏號PDF B605,圖16-1,圖16-2),但目前學界普遍認為此器乃燒製於嘉靖年間,寄託宣德款,畢宗陶 (StaceyPierson)[iii]在梳理大維德爵士藏品為其分類時,也明確標示為十六世紀中葉[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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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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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

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藏有三件五孔筆墨插[v],帶嘉靖款的兩件頂上中心圓孔隆起,內有一柱與底相連,其餘四孔均與腹相通(館藏號Franks.292.+,圖17-1,館藏號1973,0726.368,圖17-2),其中攜琴訪友八方筆墨插,香港佳士得二〇〇六年也曾拍出幾乎完全雷同的一件(圖18),後於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爐火純青」特展中展出[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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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另一件頂上五孔均與腹相通,與貝爾伉儷所藏相似,底書「長命富貴」四字楷書款 (館藏號1984,0202.31,圖19)。另在同款筆墨插之間互相比較,可見鈷料發色時而濃翠時而灰暗,所用青料應大多為來自西域新疆的回青料與石子青相配,也因此傳統上普遍認為此器創燒於嘉靖年間。又因回青料初得於正德晚期[vii],也有一說始見於正德時期,但均因傳世器物甚稀目前還無一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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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由於明末以降此器便停止燒製,若真上推至正德,此器燒製也不足一百五十年,原因也值得深究。在功能層面也是頗具爭議,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藏一例命名為五孔「水盂」(圖20),加拿大著名陶瓷學者費格遜女士 (Patricia F.Ferguson)[viii]認為此器乃硯滴、筆插、顏料架的多功能結合[ix],而水松石山房主人莫士撝(Hugh Moss) 與前香港藝術館總館長曾柱昭先生(Gerard Tsang) 則認為此器乃純為筆墨插[x],坊間也有一說為花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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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以上多種說法各據其理,水盂一說認為此器中空且淺,作為筆插並不實用。而多功能實用器一說,應是受到西方工藝美學所影響,雖費格遜女士在著作中並無深究,但如此複雜的功能性假設絕非憑空捏造,此一說應源自在出口瓷中可見此器鑲鎏金銅用以放置筆墨顏料 (圖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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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縱觀歷史上許多實例中,出口瓷器在歐洲經工匠以金屬作鑲後,無論器型跟功能常被改變,也因此筆者認為此一說法在證據上稍顯不足。而視筆墨插為此器主要功能則是筆者傾向採用的說法,筆插與墨插在古時為文房筆筒的範疇,明代文震亨在《長物志卷七》中對筆筒的描述:「湘竹栟櫚者佳,毛竹以古銅鑲者為雅,紫檀烏木花梨亦間可用。忌八棱菱花式,陶者有古白定竹節者最貴,然艱得大者冬青磁細花及宣窯者俱可用。又有鼓樣中有孔插筆及墨者,雖舊物亦不雅觀。」雖《長物志》並無圖繪,但此卷中所謂「鼓樣中有孔插筆及墨者」即有可能是意指此器。文震亨清楚地闡明此器的功能為筆墨插,並無水盂或其他功能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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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再者,從傳世明代文人書畫中我們也可以找到支持此說的證據。明代「全能大儒」王守仁書於嘉靖年間的《與鄭邦瑞尺牘》[xi]中卷頭有陽明先生撰寫家書的圖說(圖22-1),其案頭正擺設了一只鼓樣五孔筆墨插,並以筆尖朝上的方式在中孔及兩側孔擱筆三支,加上陽明先生手中執筆一支,恰為四支筆與一墨錠 (圖22-2) 。由《與鄭邦瑞尺牘》可知此器的實際功能為擱筆墨,且在案頭也繪一只蟾蜍型硯滴[xii],或可推斷鼓樣五孔筆墨插上並無放置其他硯滴,並非如費格遜女士所言的多功能文房瓷玩。再觀《與鄭邦瑞尺牘》可發現陽明先生案頭並無水盂,鼓樣筆墨插是否能兼有水盂筆洗的功能,也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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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2

關於此器的源流還有另一個層面可以探討。明代士大夫無論在觀念上、典章制度上、行篇上,破舊立新,求新求變,但同時承襲宋風[xiii],好古摹古風氣猶然,如此並行不悖的兩樣觀念,均可以在此鼓樣筆墨插中體現。文震亨在《長物志》中稱鼓樣筆墨插為「舊物」且不雅觀,但《長物志》成書於一六二一年,若鼓樣筆墨插燒製年份從正德晚年起算,也不過百年,已被視為舊物。由此可見明代士大夫求新求變的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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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晚明在文房佳器的破舊立新上可謂歷代之最,好古之徒轉移原有器物的功能,如用漢磚、漢瓦挖製成硯台、水盂或硯屏,用玉劍璏放置使用中的墨錠等,滿足賞玩文房的摹古情懷。另外在開發功能性新式樣的文房用品上也是甚為用心,實例如在晚明以前從未有記載的「墨床」、以金屬或瓷質製成的「暖硯」,同時具有兩種功能的文房如「硯滴筆山」(圖23) 、「硯屏筆插」(圖24-1,圖24-2)等。此外引入新材質以充實文房在晚明也是風氣蓬勃,實例如以松花石製硯,後在清代深受帝王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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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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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2

關於鼓樣筆墨插源流的考證,在一九九一年因一南宋窖藏出土文物而有了重大的變革。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日,中國四川遂寧金魚村南宋窖藏出土一「景德鎮窯青白釉印花纏枝蓮荷紋三足瓷筆墨插」(圖25),目前庋藏於四川宋瓷博物館。其器平頂如鼓樣,底三足,上有兩小圓孔與腹通,兩大橢圓孔一柱與底相連成獨立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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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已出土的宋代瓷器,此種筆墨插僅一件,中國官方將其邊列為一級文物,彌足珍貴。此件宋代青白釉筆墨插,無論其造型或設計理念都與正德至萬曆年間的青花鼓樣筆墨插十分雷同,雖傳世文物不足,但若根據這件青白釉筆墨插推斷,那明代的鼓樣筆墨插乃是摹古之物。無論從晚明「閒居崇古、輯古置用」抑或「革古鼎新、求新思變」的角度來看,鼓樣筆墨插都是能夠再現明代士大夫生活藝術與哲學的重要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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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五峰山形筆擱(館藏號G99.1.3,圖26-1,圖26-2)

 

此件青花筆擱原屬露伊絲‧史東 (LouiseHawley Stone) 舊藏,一九八八年贈與貝爾先生。其器為五峰造型,通體飾卷草紋,底層以青花勾輪廓內填青料,繪纏枝如意靈芝紋,兩面各一個圓形開光,開光內書阿拉伯文字。底以青料書「大明正德年製」雙方框六字楷書款。

此器造型穩健獨特,充滿伊斯蘭風情,青花些微暈散且發色亮麗清晰、自然凝翠,紋飾佈局嚴謹規矩,乃正德時期的典型藝術風格。筆擱,或稱筆格、筆山、筆枕,到了清代還有筆床等,乃為架筆之文房用品,以防毛筆污損他物。筆擱的源流普遍認為已不可考,但翻閱史料我們可以發現在北宋文人蘇易簡的《文房四譜》,到南宋趙希鵠的《洞天清錄》及南宋臨安古玩市賈所編《百寶總珍集》中羅列的文房清翫種類,筆擱並不在其中。直到明代屠隆在《考槃餘事》一書的《文房器具箋》中首列「筆格」,因此大致可以推定筆擱應是在明代中晚期才出現的新文房。

目前傳世的明代山峰形筆擱,有帶紀年款的除了正德年以外,幾乎都在嘉靖或萬曆年燒製,如英國牛津大學阿什莫林博物館 (Ashmolean Museum) 藏「明嘉靖青花五峰筆山」(圖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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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藏「明萬曆青花五峰龍紋筆山」[xiv] (圖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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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五彩五峰龍紋筆山」(圖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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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明萬曆青花三峰龍紋筆山」[xv] (圖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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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大維德基金會及大英博物館藏「明萬曆五彩三峰龍紋筆山」(館藏號PDF.752,圖31-1,館藏號1933.0313.10,圖31-2)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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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正德朝以前筆山幾乎不見有傳世,但傳謝環繪於明正統二年(西元一四三七) 的《杏園雅集圖》[xvi]  可以清楚見到兩只三峰形筆擱 (圖32-1,圖32-2),可知至少在正統年間,士大夫已將筆山納入文房清翫的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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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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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貝爾伉儷珍藏的明正德阿拉伯文筆擱極為珍稀,正面開光內阿拉伯文字為alqalam aqbqluالقلم أقبلو (The pen is before),背面開光內書min kul shay’ in مين كول شاي (all else),兩面文字合併直譯為「筆在一切之前」,帶有歌頌士人與士大夫文化的寓意。類似藏品大維德基金會藏一例(館藏號PDF A642,圖33-1,圖33-2,圖33-3),此外原法國盧芹齋C.T. Loo與美國普孟斐先生(Robert H. Blumenfield) 舊藏一例(圖34),一九四一於紐約展出[x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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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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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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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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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在各大博物館的藏品中,北京故宮博物院(圖35) 與大英博物館各藏一例(館藏號1973,0726.366,圖3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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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帶有波斯文或是阿拉伯文的瓷器,屬於伊斯蘭教之中國化的衍生藝術品,即俗稱之「中國穆斯林漢形制文物」。關於波斯與伊斯蘭文化對中國瓷器的影響,在學術界多年來一再被探討,早在五〇年代西方學者约翰·波普(John Pope)[xviii] 就取伊朗阿達比神廟 (ArdebilShrine Collection,Iran) 中所藏元明瓷器做了綜合性論述,而後巴松·葛雷 (Basil Gray)[xix]、瑪格麗特·曼德莉 (MargaretMedley)[xx]、日本學者三杉隆敏[xxi]、台灣學者施靜菲[xxii],等都對此議題或有涉獵。中國著名考古學者馬文寬先生更具體地指出,明代青花瓷仿伊斯蘭金屬器、陶器、玻璃器造型至少有十九種,而明代瓷器上所見具有伊斯蘭風格的紋飾也有十二種之多[xxiii]。

二〇一四年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特展「明朝— 改變中國的五十年」特展中,策展人柯律格 (Craig Clunas) 也以此議題作了主題式展覽,特意挑選與明朝瓷器器型相近的伊斯蘭金屬器皿並列展出 (圖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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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近期中國學者戴柔星則以《伊朗阿德比爾神廟收藏中國瓷器的歷史背景與概況》[xxiv]為題譯註了约翰·波普及三杉隆敏的論述。中國最早出現裝飾有阿拉伯文字的瓷器可上溯至唐代,揚州博物館庋藏一件唐代長沙窯青綠釉背水壺(圖38)或為目前已知最早帶有伊斯蘭色彩的中國陶瓷。隨著歷史演繹,東西貿易頻繁,到了明朝與伊斯蘭世界的交流日益增加,波斯與阿拉伯文才更廣泛的被運用為瓷器的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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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瓷器上書寫阿拉伯文,在永樂、宣德時期的青花瓷器中已有發現。永宣時期此類器物最著名的要屬模仿伊斯蘭銅鎏金器座造型的「明永樂青花花卉阿拉伯文無擋尊」,英國大英博物館庋藏一例(館藏號1966,1215.1,圖39-1,圖39-2),另北京故宮博物院、天津博物館及河北省民俗博物館各藏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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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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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2

永宣時期之後迎來傳統算謂的「空白期」,但此類瓷器仍不缺席,北京故宮博物院與山西博物院就各藏一件「明天順青花波斯文三足爐」[xxv](圖40-1,圖40-2)。在瓷器上出現阿拉伯文或波斯文雖不是正德官窯首創,但在該時期卻突然大量生產,無論在器型種類、紋飾設計、書寫文字取材方面都有革命性的發展,其原因多少與帝王的信仰哲學抑或穆斯林的中國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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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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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0-2

關於此議題至今學術界眾說紛紜,本文稍後會作討論。裝飾波斯文與阿拉伯文的瓷器,在正德以降也有些許傳世,如大維德基金會藏「明萬曆青花鬥彩開光偽阿拉伯文六出戟投壺式瓶」(館藏號PDFA703,圖41),類似藏品大維德基金會藏有另一件純青花無彩料 (館藏號PDFA662) ,北京故宮博物院也藏類似鬥彩投壺式瓶一件,但遺憾的是一件殘器,頸部以上已被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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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筆者在此用「偽阿拉伯文」(pseudo-Arabic)來稱此瓶的裝飾,原因就在此瓶開光內所書的阿拉伯文並非真實的文字,而是模仿阿拉伯文書寫的裝飾性文字

以語言的角度來看並無實際意義[xxvi]。由於書寫的是偽阿拉伯文,且燒製於正德朝之後,極有可能是仿正德時期之作,也間接證實了萬曆年代或許已無參與瓷器燒製的穆斯林官員。

 

伊斯蘭文化由唐宋至明呈現著不斷發展的趨勢,來往貿易日漸昌隆,明代伊斯蘭教和穆斯林人數取得更廣泛發展,據《明實錄》統計,從洪武至成化的百年間,西方來穆斯林近七十批,其中正統元年的一次來歸就達一千七百餘口[xxvii]

儘管正史上確實紀錄了移居中土的伊斯蘭教徒,但正德時期大量產生的「中國穆斯林漢形制文物」到底原因為何仍是一個有待考究的議題。過往有學者支持此類器物乃作為出口伊斯蘭世界之用,也有一派認主張是為了任命於朝廷的穆斯林宦官(Muslim Eunuch) 所訂製,或正德御窯廠乃由穆斯林宦官所主導的看法。另外也有支持明武宗朱厚照本身就是穆斯林[xxviii],此類瓷器乃聖諭命御窯燒製,皆為宮廷用瓷器。

明十四至十七世紀出口大量瓷器到受波斯及伊斯蘭文化影響的西亞與東南亞國家,如伊朗阿達比神廟(ArdebilShrine Collection) 中可見許多在中國燒製帶有波斯或阿拉伯文的瓷器。

加拿大多倫多阿迦可汗博物館 (Aga KhanMuseum, Toronto)藏有一件「明永樂甜白釉阿拉伯文僧帽壺」(館藏號AKM966),在壺把處有莫臥兒帝國第五位君王沙迦罕王 (Shah Jahan, 1627-1658) 署名的一六四三年礬紅款,種種實例均可佐證明代伊斯蘭世界對中國瓷器貿易的需求。

儘管瓷器貿易為事實,但此類書寫伊斯蘭文字的瓷器是否真為出口市場而燒製,筆者認為是兩個不同的命題。首先就文字內容而觀,正德時期常以《可蘭經》箴言、聖訓格言,以及贊頌真主阿拉和貴聖穆罕默德的字句題寫在器物上,如英國大英博物館藏有兩只「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七孔花插」(館藏號Franks.265.+,圖42),國立故宮博物院亦藏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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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此器兩側有菱形外接圓形開光,內書阿拉伯文,兩面文字合併漢譯為:「真主阿拉會護佑其國土及後裔」[xxix],底書正德年款。如此讚美伊斯蘭教並同時為國家祈福的文字內容,大大增加了此類器物是正德皇帝在宮中御用瓷器而非貿易以及外交用瓷的可能性。

除正德一朝,其他時期伊斯蘭文字裝飾的瓷器常常都無法解讀,如上述明萬曆時期的「偽阿拉伯文」瓷器。而永宣時期的「阿拉伯文無擋尊」,雖然因有原伊斯蘭銅鎏金器座上的文字可以對照,勉強能夠臆測,但若嘗試直接翻譯瓷器上的文字,亦是無法解讀,應是不擅阿拉伯文的繪瓷匠人直接模仿抄錄。

由這些傳世器物的比較,間接證明了正德時期確實有穆斯林官員介入瓷器的燒造。再觀器物種類,正德時期燒製的阿拉伯文瓷器,有很大的比例都屬於中國文房清翫的範疇,如貝爾伉儷收藏的青花阿拉伯文筆山,或上述的青花七孔花插[xxx]。其他文房如收藏於英國大維德基金會的「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插屏」[xxxi](館藏號PDFB687,圖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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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館藏號G4558,圖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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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 (館藏號Franks.147.a,圖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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庋藏的「明正德青花阿拉伯文硯臺」[xxxii]、常見帶有伊斯蘭文銅鑄的「爐瓶盒三事」等。從以上傳世的的正德文房雅玩中可以看出,此類器物與宮廷用器造型基本相同,設計傳統且具有中國特色。插屏、硯臺、筆山這類文房四寶是典型衍生自書法文化的中國器物,需要熟悉中國文化才能夠使用,對於並非以毛筆作為主要書寫工具的伊斯蘭世界來說,可說是毫無用武之地,更加證實了帶有伊斯蘭文字的器物是為了明代宮廷所需而造。

以往許多學者在探討伊斯蘭文化對中國瓷器的影響時,多著重在三大方向:「器型的模仿」、「紋飾的影響與融合」、「伊斯蘭文字的裝飾」,但卻少有人討論此類別的瓷器與明中晚期文人社會價值觀的關係。受伊斯蘭文化影響的中國瓷器歷史淵遠流長,但多為模仿伊斯蘭日常或祭祀用器的器型,或是藉伊斯蘭文字作為裝飾,但到了正德一朝,將伊斯蘭文化的影響帶到了文房用品,此乃是完全不同的境界。

書法與文房四寶,是大中華文化極為重要的一環,且是明代士大夫自豪的生活藝術,若沒有帝王的介入,伊斯蘭文化的影響著實很難達到如此境界。雖然明武宗的宗教信仰[xxxiii]如今仍是個謎團,但能確信的是如此海納百川、兼容並蓄的社會價值觀,造就了瓷器藝術發展上輝煌的一頁。

正德時期傳世的筆山除了貝爾伉儷所藏的類型,另一個較為常見的青花筆擱,其山峰造型取材自伊斯蘭紋飾[xxxiv](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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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首都博物館(圖47)藏有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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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館藏號18-56-14,圖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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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館藏號Franks.147.b,圖49-1,圖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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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牛津大學阿什莫林博物館(AshmoleanMuseum,館藏號EAX.3965,圖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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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大維德基金會(館藏號PDFA643,圖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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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維多莉亞與艾伯特博物館 (V&A,館藏號FE.195-1974,圖52) 等也有相同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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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筆山除了富饒趣味的伊斯蘭風情造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開光內書寫的阿拉伯文字內容。正面青花書khamaخاما (pen),背面則寫dan دان (holder),中文直譯就是「筆架」。在文房用品上標示如此白話的說明文字,不假修飾,且是在書法必須的基礎用品筆山上作為紋飾的一部分,直指此器的功能,此舉似乎大大地違反了明代士大夫的生活藝術美學。但若以給不懂漢文化的穆斯林官員使用的角度來看,如此刻意的說明就合情合理了。在這一只小小的文房用品上,我們便可見到明代文人寬大的心胸及兼容並蓄的社會價值觀。

 

三、小結:

 

貝爾伉儷所藏的明清瓷器,除了筆者在本文所探討的兩件外,其餘每一件器物也都值得深入研究,發掘其背後精彩的歷史故事。諸如「明隆慶青花詩文碗」、「清雍正仿成化青花梵文花鳥紋茶鍾」等,無論就其珍稀程度或歷史意義,都值得成為一個獨立的研討項目。在卡蒂納陶瓷博物館中,與貝爾伉儷藏品並列展出的還有麥克唐納伉儷珍藏日本瓷器 (The Williamand Molly Anne Macdonald Collection of Japanese Porcelain),此系列藏品中有許多是為出口貿易市場燒製,其中也包括深受中國明清瓷器影響的柿右衛門燒 (Kakiemon) 與伊萬里燒 (Imari) 。同展間亦有許多當時歐洲模仿中國與日本瓷器的作品,與麥克唐納藏瓷及貝爾藏瓷相映成趣。策展人的巧思讓我們感受到全球化的瓷器貿易與不受國界侷限的瓷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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